《十月》杂志“科技工作者记事专栏”医院心脏外科来永强教授从医经历--“金刀大天使”。每个同行读了都一定能找到某一个阶段的自己。（以下原文摘自《十月》杂志年1月刊，作者余泽民，编辑谷禾）
专家档案：
来永强，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医院心外三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瓣膜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冠脉外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年荣获第七届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优秀医师奖——“金刀奖”。
有时
当我欢蹦乱跳
或者欣喜若狂
突然
我想停下来
静听自己
怦怦的心跳
——莉丽安·莫尔
去手术室之前，他习惯独自在七楼病房的主任医师办公室内待一小会儿，沏一杯家乡特产的日照绿茶，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了边、翻了毛的小本子（有时只是一张折成四折、皱皱巴巴的A4打印纸），上面列有当天要做的几台手术，字迹潦草，画图简明，清楚标记了每位患者的临床诊断、手术名称、病变位置和程度，以及针对不同情况制订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假如是一台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会标明预计要搭几个桥，搭哪几根血管，搭在什么部位）。虽然，他做过的手术早就数以千计，有时一天就马不停蹄地转6张手术台，但他每次仍旧像小学生温习作业似的按照手术的顺序专心致志地细捋一遍，最后再在电脑屏幕上看一遍每个病例的冠状动脉造影。
对于身经百战的来永强教授来讲，手术的技术和方法都早已不是问题，在上手术台前，他要求自己做到的是要对每位手术对象的病情心中有数。
茶水清香的热气就像一层滤纸，滤掉脑子里所有与手术无关的近期记忆与情绪的杂质，此刻，他的大脑不仅需要绝对的安静，更需要绝对的干净。安静，干净——说来容易做来难，对外科医生来讲每天都是“撒旦的考验”，比如家里琐事的烦扰，病人家属的纠缠，个人事务和科室工作的压力，身体和情绪的即时状态……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经过了达摩面壁般的身心苦修。要知道，来永强自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分配到医院的心脏外科工作，转眼已过去20多个春秋，达摩面壁也不过只有9年。在这经风历雨的20多年里，他不仅攻读了硕士、博士，从住院医师成长为主任医师，还完成各类心外科手术多例，在先心病、瓣膜外科、冠心病外科均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经验对他来说已是血液里的成分；此刻，他需要的只是脑子里安静和干净。
放下内壁上渍满褐色茶碱的陶瓷茶缸，踱步走出办公室，他已经胸有成竹。他的助手们已经先行一步，正在手术室里做前期的准备，因此他总是一个人去手术室。他所管的病房在心外大楼七层，手术室在二层。他出门左转，沿着雪白的墙壁走一小段路，从电梯门前经过但是不会停步，而是推开一扇铁门拐进楼梯井，沿着安全通道步行下楼。他习惯这样，一是避开可能遇到的寒暄，二是利用步行下楼的时间把手术方案再在脑子里过一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应变措施，对手术做一个整体的判断。
楼梯井空荡，脚步声回响。他清楚地知道每个楼层有多少级台阶，在每个楼梯拐角处转身的速度和幅度都是恒定的。对来永强教授来说，这段路是一段比原本更长许多的时空隧道，楼梯井内的光线（无论日光还是灯光）也与生活中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有一点神圣，仿佛通向神殿或圣坛。在外科大夫看来，手术室确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他要像虔诚使徒一样心无旁骛。
手术间四白落地。在乳白色的无影灯下，两位助手和护士们正在手术台周围紧张地忙碌，准备好将要使用的手术器械和血浆、药液。他径直先走到手术台前，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这时候，患者已经处于麻醉状态；来教授就术前的准备工作跟助手和麻醉师低声询问了几句，交代了几句。
随后，来大夫转身走到手术间门口的刷手池前，打开水龙头，拿起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刷开始仪式性地刷手。说是刷手，实际要从掌心、掌背、指间、指腹一直刷到胳膊肘以上；按照习惯先左后右，而且要反复、认真地刷上两遍，不会漏掉每个指甲和每寸肌肤，整个过程需要六七分钟。对外科医生来讲，刷手也像坐禅，需要集中心神，宁心静气，将日常的杂思琐绪彻底地留在手术间外。
进入手术室，巡回护士拿来棉质、厚实、浆洗挺括的无菌手术衣并帮他穿上，套在虽经消*、但非无菌的刷手衣外，系好背后的系带，并帮他戴上无菌的乳胶手套，调整好鼻梁上的眼镜和前额上的头灯，之后他信心满满地踱步走向手术台，像一位主持弥撒的神父走上圣坛，或一位戏剧名角从幕后走出，闪亮登场（当然，这一切都是旁观者的感觉，对于一位日复一日重复这些过程的主刀医生来讲，无异于车工走向车床，教师走到讲台）。
来永强上台后，先是看了一眼跳动的心脏（此刻他的眼神，即使不比上帝，也是大天使的），随后抬头望一眼挂在墙上的巨大显示屏上显示的时间，再次低下头，将敏捷的左手探进敞露的心包腔内，轻轻托起跳动的心脏，乳白色的橡胶手套顿时被血染红，他感受到心脏在手中有力地搏动和心肌散发出的滚烫热度，随后，他用右手将一厚沓纱布垫到心脏的下面，将心脏位置抬高。器械护士递过来镊子和小圆刀；他右手执刀，左手持镊，动作麻利、准确地将需要做“搭桥”的血管部位解剖，接着，将右手中的小圆刀换成尖细、锋利的冠状动脉刀，果断地刺破冠状动脉，再用纤巧、异形的冠状动脉剪顺着血管的走向剪开一个4～5毫米的切口……之后用左手中的镊子剥离乳内动脉的周围组织，检查将用来做“搭桥”的乳内动脉质量；最后，将它接到已经切开了的冠状动脉切口上，用比头发丝还细的蓝色聚丙烯线（Prolene缝线）精细地缝合，一针排一针地将乳内动脉的断壁和冠状动脉的切口缝合到一起，总共要缝12针。通常，心外科同行们习惯用7.0的缝线做这类血管吻合术，来永强则选用8.0的，虽然缝合的难度加大，但由于缝线更细，远期和近期的愈合效果也会更好。
做完第一台“搭桥”后，接着再做第二台，通常是用大隐静脉与其他冠状动脉血管吻合。在许多病人身上，一次手术要做三四个“搭桥”，才能够完成理想的血运重建。然后，用血液流量测量仪监测吻合后冠状动脉血流的通畅情况，如果通畅情况不理想，需要马上重做或修改手术方案。这样一台手术，一般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第一台手术做完，需要立即转台做第二台手术。在重新刷手之前，来永强会掏出小本翻看一下。如果下一台是体外循环手术，他进手术间的时候，助手们已经给病人接上了庞大、复杂的体外循环机（俗称人工心肺机）；手术视野里，升主动脉和上、下腔静脉都已经插管。他一上台，体外循环机开始运转，将病人的体温降至鼻咽温度30℃左右，然后阻断升主动脉，用心肌保护液和冰屑保护心肌……这时候，心脏完全停止跳动，静止在那里，像一朵鲜红的莲花。
心脏内的手术更加复杂多样，比如：更换心脏瓣膜，肥厚性心肌病或先天性心脏病的矫正，切除大血管动脉瘤或心脏肿瘤（黏液瘤、平滑肌瘤、淋巴瘤、未分化肉瘤或横纹肌肉瘤等）……毫无疑问，这些医学术语对外行人来说如同天书，但每一个术语的背后都有许多医学家毕生的实践，也有无数生命被拯救的故事。如果我们把心血管专业的医生们称作“守护心脏的大天使”，医院心脏外科的来永强教授便是诸神中的一位。
二
时间回溯到北医生活的前3年，对来永强来说是单调的，一门接一门的基础课，每天都是教室、食堂、宿舍的“三点一线”，毕业20多年后蓦然回首，只能记起几个黑白胶片似的细节场面：枯燥乏味的电工学原理和感觉跟医学无关的高等数学；解剖课上散发福尔马林味的尸体，剥离的血管、神经、*色的大网膜和绛紫色的肌束，还有冰冷的解剖刀和被*色人油浸透明了的、哈喇味儿的解剖课教材；直到现在想起来都恶心的蛙心实验，他实在不敢抓那些供实验用的癞蛤蟆；邻家大姐一样漂亮的辅导员李鹰和歌声嘹亮的施天明老师；能给本科生讲生理课的大牌院士王志钧和韩济生；寄生虫实验室内装在圆柱形的玻璃器皿里的粉红色的蛔虫和白色的绦虫；将人体微循环形容为“大海的波涛”的修瑞娟教授，在世界医学史上，“修氏理论”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医学理论；学生食堂的干烧肉和教工食堂的小炒肉；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前的游行彩排和接受检阅那天的喜兴、疲惫和漫天礼花下的集体舞，《青春圆舞曲》《金梭和银梭》《道拉基》《阿细跳月》；还有在学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操场和跃进厅……
三
从四年级开始上临床课，来永强和同学们搬到了离北大一院和西什库教堂很近的草岚子宿舍8号，舍友里又加进了周业平，医院烧伤整形科的知名教授。来永强说：进入临床之后，学业变得有意思了，他开始找到学医的感觉和热情。在见习阶段，也有不少上手术台的机会，关键是看自己主不主动。
来永强一进临床就喜欢上了外科，决定以后做一名外科大夫，在宿舍里也忘不了练打梅花结、撕胶布的外科基本功，甚至用手术针缝被子。除了在教室里上课和在图书馆里背书，他一有时间就等在急诊室里，寻找跟值班大夫上手术台的机会。他永远难忘自己第一次走进手术室时内心涌起的庄严崇高的感觉，无论刷手、更衣都有着神圣的仪式感。当时的北大一院名医荟萃，他有幸亲眼看到自己的偶像、被评为“北医八大名医”之一的大外科主任李通教授做的胃癌根治术，解剖层次非常清晰，手术视野十分干净，下刀后几乎见不到血，“看他做手术感觉就是艺术”。李老是一位典型的外科大夫，身材高大，头发灰白，举止稳健，严肃而不失亲和力，虽然以做复杂疑难的肝胆、肠胃、甲状腺手术和各类晚期或复发的肿瘤切除见长，做小手术也同样精益求精，细致认真；对年轻人的培养也十分重视，“他一边手术一边给我们讲解，能够把课本里讲的死知识变活”。当然，他还记得张树基教授在内科查房时逻辑严密的病例分析，记得“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老人的儒雅风采，记得带他们内科见习的消化科教授刘新光的耐心讲解；记得血液科教授虞积仁指导他做关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科研课题，当时就有意识地想了解临床实验室的科研程序与思路，了解临床的基础与实践如何结合；事后回想，这对他后来的成功帮助很大……
最后一年临床实习，来永强和万云高、谢京城等同学一起被安排到北医三院做临床实习。轮转外科期间，他更是勤奋得像打了鸡血，几乎住在了急诊室，软磨硬泡地央求主管大夫做手术时带上自己，哪怕在台子上只能帮助拉个钩，缝个皮，多看也是一种实践，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跟外科大夫们拉拉关系，争取毕业留在科里。
年是世界和中国都动荡的一年，经过了6年的寒窗苦读，来永强终于从北医毕业，他将外科定为自己的方向，但是具体到哪个专业，当时并不明确。本来，基于朴素的“医院情结”，来永强很想留在北医系统，但由于一个戏剧性的小小插曲，他拿着北医三院心胸外科主任周冠汉教授的推荐信，在日光和煦，小风吹面的上午，蹬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医院，敲开了心脏外科主任陈宝田教授办公室的门。
那时候，医院还在创业阶段，门诊、急诊建筑破旧，周围还是空旷的菜地，给来永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屏幕上看到过的《新龙门客栈》。当时的心外科病房也只有3个：一个小儿心外和两个成人心外，总共只有张病床，建院历史也不到6年。
说起医院，就必须先讲一下70岁重新创业的吴英恺院士。年出生的吴英恺，是满族人，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和胸心血管外科奠基人。他17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就投考了苏格兰人于年创建的沈阳小沿河医科大学，接受了6年学制、医风学风严谨的英式医学教育。年日本关东*侵占了沈阳和全东北，吴英恺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参加秘密的抗战活动，后于医院工作，在那里不仅读了外科研究生，而且在30岁那年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结束了中国医生不能做食管癌手术的历史。当时这个手术本该由美籍外科主任娄克斯来做，但因主任生病而临时决定让他上阵。后来，吴老称自己是“新手交好运”，当然这“好运”基于自己勤奋的努力。年，吴英恺到美医院进修，原本去学习整形外科，但由于协和的人事变动，他转到了外科权威葛兰姆教授领导的胸外科。当时葛兰姆教授也在试做食管癌切除术，但一直没有存活的病人，而吴英恺做的11例手术中竟有6例病人成功存活，从而获得葛兰姆的赏识。年，吴英恺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带着许多外国专家的论文集和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医疗设备及手术器械回国参加抗战，医院。
抗战结束后，医院建立胸外科，完成了我国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医院被新中国*府接管，医院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最年轻的外科主任。吴英恺一生创建过3家医院：医院，医院，年创建医院，成为国内医学界的传奇。
关于医院的创建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被“靠边站”的吴老医院院长和医科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本想医院重新整顿好，但年新来的*委领导以“领导班子年轻化”为理由劝他退休或转业，医院。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经风历雨的吴老并不沮丧，他决定在古稀之年重新创业。年与翁心植教授一起创建了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年将中心迁往安定门外的原北京结核病院，利用遗留的房屋设备和部分人员联医院，命名为“安贞”，吴老再次出任院长。
医院，但刚建院时的安贞病房破旧，设备简陋，就连心脏造影的机器也是用肾分泌造影X光机改造的，全院职工只有人，所有科室加在一起不过13个，医院的目标相差甚远；心胸外科的床位只有10张。但是到了年，由李平教授任主任的心胸外科迅速发展，床位扩展到75张，全年完成心脏手术例，其中体外循环下手术例，是前一年的10倍！来永强去医院时，手术量已经又翻了一番，陈宝田教授担任心外科主任……虽然从硬件上看不那么理想，但对来永强来说还是充满了诱惑力，毕竟当时国内的心外科水平还不是很高，从专业领域上说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话题回到第一次去敲陈宝田主任的门，来永强描述：“那是一栋三层的旧楼，主任办公室设在二层。我敲门的时候，陈主任正在办公室里看书。陈主任是东北人，典型的东北汉子，长得非常精神，看上去既严厉又慈善。他见我之后，问我家是哪儿的？哪个学校毕业？学习成绩怎么样？实习外科时谁带我啊？我为什么想干心外科？……”两人聊了大概只有半个小时，性情爽快的陈主任当即拍板，医院的人事处，一进门，他对处长只说了3个字：“我要他！”
8月底，来永强扛着6年前的铺盖卷和6年里攒下的课本、家当搬到了医院单身宿舍。那是一栋三层的筒子楼，来永强和另外3个年轻人住在二层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屋子里，4张床每个人一张，下铺睡觉，上铺堆行李、脸盆和盥洗用具，中间的窗前摆一张公用的木桌，他们在那里看书，交谈，泡方便面。他的舍友之一是如今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的权威、医院心内科主任和房颤中心主任马长生，当时他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
几天之后，身穿白大褂的吴英恺院长亲自为新来的多名医生和后勤人员召开了一次欢迎会。说是“欢迎”，实际是“训导”，他面色慈祥，精神矍铄，语调严肃，声音洪亮。他说：“要想做一位好医生，必须先成名，后成家，24小时都在病房，30岁以后再结婚……”
问及来永强对住院医生活的印象，他沉吟了一下回答说：“那段时间，我前后跟过两位住院总，一位是孟旭，另一位是顾承雄，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我们真是24小时都在病房里，不分上班下班，更没有节假日，抢救，抢救，没完没了地抢救……”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心情颇为沉重地解释道，“那时候的术后死亡率确实还很高，冠状动脉搭桥病人的术后死亡率高达30%，动脉瘤和大血管瘤在20%～30%左右，就连瓣膜手术的死亡率都在10%左右。心外科是一个综合学科，一台手术是否成功，受影响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术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病人正吃着饭或睡着觉，心脏突然骤停，需要立即急救。在这种时候，我们住院医要立即冲过去……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多。”
有一次，有一位换瓣术后的中年男病人，在术后第二天突然心脏骤停，主任带着病房里的整个团队一起上场，做常规的体外按压和除颤均没有效果，只得在监护室的病床旁紧急开胸，做心脏按摩，除颤，紧张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并且通过一些药物治疗，病人奇迹般地复苏过来，而且没留下任何的并发症！但也有的病人，术后突然大出血，从白天抢救到深夜，最终还是死掉了，这种时候，他们做医生的也会非常沮丧……抢救病人，是名副其实地“与死神搏斗”，即使知道死神赢了，也不肯认输。人在那种状态下，就像一位在战场上杀红眼的士兵。
来永强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医生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严肃的，不会轻易地放弃，不管是对哪个生命，没有一位医生乐意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请记住这一点，无论我看过多少次死亡，我都不会麻木！只要留有一线希望，都不放弃努力。”
通过一次次这样的抢救，他们将术后死亡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用数字说话更直接：现在大血管动脉瘤的死亡率约5%，瓣膜手术的死亡率1%～2%，冠状动脉搭桥的死亡率不足1%，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四
来永强教授说，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心脏外科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以说是“奋起直追”。千禧年时，医院的年心脏手术量就医院第一；年，新建的心外科大楼也投入使用，硬件也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医院在魏永祥院长和金春明书记领导下，心脏外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心外科的病床增加到了多张，每年的手术量达一万多例，仅来永强教授一个人，每年就能做多例。而且，他医院做不了或不敢做的危难手术，这都是在吴英恺、孙衍庆、李平、陈宝田、周其文等老一辈专家教授的带领下代代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事后回忆，来永强承认：“我第一次去到医院时，那里的环境和条件确实有点让我失望，但是，我也了解到当时国内心外科的整体水平与国际上的相比还不是很高，在专业领域里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吴英恺老先生70岁后重新创业，凭他的毅力、能力和感召力，医院会有辉煌的前景，能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的平台……所以，它当时即便简陋破旧，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时过二十几年，医院和国内心外科学的发展，来永强既是见证人，更是参与者。
年，来永强在工作了两年后，考上了北京市心肺血管病研究所周其文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当时，周教授在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方面是国内的顶尖级专家。其实，来永强读研究生就在医院，那时候的研究生还非常难考，全院总共只有5位，来永强的研究课题为“单向活瓣补片在室间隔缺损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的应用研究”。当时这种手术的术后死亡率相当高。通常来讲，比较大的先天性室间隔缺损一定要在两岁之内通过手术解决，一旦超过两岁，就会形成严重的肺动脉高压。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和就医条件比较落后，许多病人来看病时年龄已大，失去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假如对这部分病人不做合理的救治，平均年龄也就在35岁左右。而已经合并了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手术风险率很高，在过去被视为“不能做的手术”，因此，这个课题的研究直接涉及许多人的生命。来永强读研期间，在周其文教授的带领下做了50多例这样的病人，将这个独创的手术方法系统化和规范化，大幅度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在来永强主管过的病人里，他对一位来自内蒙古公安厅的女病人印象最深。患者是一位身材苗条、性格文静、戴眼镜的女孩，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就诊，当时只有26岁。女孩的主诉是“活动后心慌气短，嘴唇发紫……”，经过检查诊断发现：她不仅患有“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而且伴有“主动脉弓离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例，手术的风险也相当大，通常在术后无法停机，或在术后吸痰时造成肺动脉压升高，憋停心脏，而采用这种新方法，可利用单向活瓣分流减压，帮助病人度过术后危险期。这台手术难度很大，总共做了8个小时，术后在重症监护室的情况也不稳定，气管插管3天后才拔，5天后才转到普通病房。这5天对“管床大夫”来永强来说漫长无比，他几乎没有合过眼，在吸痰的时候，要通过“捏皮球给氧”的方法降低肺动脉压，每隔5分钟就要给病人量一次肺动脉压，并且要随时调整药物……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五天里险象丛生，最终还是柳暗花明，两个星期后病人出院。20年过去，这位患者不仅始终能工作在公安岗位，而且像正常女人一样结婚生子，享受天伦，跟医生们也成了好朋友，逢年过节都不忘问候，她说“我这20年是捡回来的，我孩子的命也是白捡的”。
来永强说：“外科临床科研与基础科研不同，通常只是一个方法或技术的改良或发现，说起来细小，但立竿见影，可以拯救许多条生命。”总之，这是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仅获得了北京市科学进步二等奖，其研究论文也于年发表在了美国的《胸心外科年鉴》上，这是医院第一次在这份国际最著名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影响很大；后来，这一手术方法还被写入了美国的《心脏外科学》。在发达国家，这类病人基本上在两周岁前就手术解决了，而对跟中国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无数患者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福音。
硕士时期的生活，来永强说“还是挺苦的”，每月只有90块钱，生活拮据，吴英恺院长很关心他们，每个月发给每位研究生5斤鸡蛋和两袋奶粉以滋补身体。冬天的时候，他们有时“偷”医院食堂冬储的大白菜，回到宿舍煮方便面吃。尽管生活艰苦，但这3年的研究生生活使来永强对心外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心外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年，来永强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北京市科委授予的“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
回到科里，来永强晋升为主治医师，开始独立做一些换瓣或先天性心脏病的简单手术，并在上级医生的带领下参加了许多复杂的大手术。即便只是作为助手，他也会在进手术室之前研究病例，看书查文献，充分做好准备功课，选择最佳手术方案。上手术台之后，他会将自己事先预想的方案跟上级大夫做的方案进行对照，并在脑子里演绎：“如果换我会怎么做？跟上级医生的方法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利弊？许多时候，我并不是用手做手术，而是用心来做。能否有一个好的思路，对手术成败至关重要。”
研究生一毕业，来永强就结了婚。但即使新婚燕尔，他也很少回家，周末也在病房里忙碌：收病人，看杂志，查文献，写材料，开始在国内专业杂志上发论文；他把自己注重临床实践与科研的好习惯归功于在北医母校所受到的教育，两条腿走路，能够走更远。
“外科大夫要学会用心做手术，用手做手术只是外科的技巧，假如手术的方法不对，再巧的手也无济于事！”来永强言简意赅地总结说，“医院里有严格的等级，有许多手术我当时做不了，但即使没有机会做，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五
机会终于到了！年，医院与医院有一项协作，时任科主任的周其文教授大胆放手，派来永强以专家的身份去那里工作，独立做了很多台手术，处理了许多复杂的病例。有一位16岁的发绀女孩，被诊断为“单心房、单心室，肺动脉狭窄”。来永强决定给她做“全腔静脉与肺动脉吻合术”。在当时的国内，这是一项“顶尖手术”，风险极大，在此之前医院也只有周其文教授做活过一例。
手术方案做出后，医院心外科的门小毛主任担心地问他：“你行吗？”
来永强沉稳地应道：“我见到周主任做活过一个。”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既是机会，也是冒风险，就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而言，成败在此一举。
那台手术做了将近5个小时，结果顺利，恢复顺利。“手术成功的消息传回到北京，轰动了整个医院！要知道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哪位主治医能做，敢做，有机会做这样一台手术。”现在，已经成为知名教授的来永强总结说，“那次手术的成功，归功于我之前实践的积累和严密的思考，绝不是年轻人的敢冲敢干。心外科手术不同于实验室研究，失败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能‘试尝’的……”
10年后，来永强再去开封市，这位病人闻讯赶去见昔日的恩人。她激动万分地跟来永强说：“别人都说我是‘铁人’，我能骑40公里的自行车从开封到郑州，还安全地生下了两个孩子……”来永强听了也感慨万分。通常来讲，一位内科医生的培养期是5年，心外科医生的培养周期是15年，来永强是一个例外。
在开封的这3个月，是来永强职业生涯上的重要转折点，独立做了许多台之前他虽然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心外科手术，向导师和同事们证实了自己。之后那些年，来永强经常应邀去外地“出台”，花去了所有的节假日，他说：“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只要我做过的病例就能够重复，只要我看过的病例就能自己做。”当然，科学就是科学，有成功就会有失败，医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来永强说：“一旦遇到失败，无论是别人的失败，还是我的失败，首先要从手术者身上找原因，不能简单地推卸责任，必须反复思考，找出导致失败的原因所在；查阅文献，比较分析，总结出一个更好的方法，避免再发生同样的问题。向自己问的‘为什么’越多，以后的弯路就会越少；书里写的病例当然要学，但是绝不能当成模式，要因人制宜，随病应变，不然医师就会变成‘医匠’。打一个浅显的比方，木匠活好不一定能做出好家具来，还需要好的思路和好的设计，包豪斯的成功就在于此。”
千禧年，来永强晋升为副主任医师，独立手术的机会越来越多，并开始用心地琢磨手术方法的改进，例如，他把“缘对缘瓣膜成型技术”用到对“先天性房室管畸形”和“重度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治疗上，效果均很显著。从年开始的3年里，这两种手术他分别做了6例和15例，后来他写成两篇论文发表在美国的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上。
年到年，来永强又在周其文教授的指导下读了在职博士，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吕兆丰为他颁发了首都医科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奖。在北医读书时，吕校长曾是他的辅导员。
年年底，来永强申请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问学者赞助，去美国哈医院进修一年。出国前，他已在国内核心杂志上发表过十几篇论文；出国之后，他在短短的一年里，在美国《胸部外科年鉴》《胸心血管外科杂志》等著名的专业期刊上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让国际同行们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举一个例子：在年美国胸心血管外科年会上，5位发言人中有两位引用了来永强的成果，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尽管在语言和生活方面存在许多困难，但在美国的那些日子单调而充实，一分一秒都不曾浪费。白天，他跟着著名的黑根伯格教授查房，观摩手术，或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晚上，他把专业书、杂志、资料摊满一地，在家里硬着头皮写英语论文，有的时候，一夜只能写出一两个句子，即使这样，他都会感到“痛苦后的喜悦”。那一年里，他虽然没有机会做手术，但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
回国之后，他于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并被破格聘为首都医科大学心外科教授，两年后担任博士生导师，并将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到了肥厚性心肌病的外科治疗上。
肥厚性心肌病大多发生在青壮年中，容易造成猝死。过去，心外科的前辈们也曾尝试过用外科手段治疗它，但由于并发症和死亡率都很高，最终放弃了努力，要么等着做心脏移植，要么做保守的药物治疗。
事实上，来永强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项工作，他认为过去的手术失败的原因是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够深刻，手术做得不够彻底。于是，他纸上谈兵地改良了一个经典手术，设计了一套完整认真、周密细致的手术方案，然后守株待兔地等候患者出现。
年的一天，一位18岁的年轻人，在病房等待检查时突然心脏骤停，来永强带着助手们紧急抢救，做心脏按压，等到心肺复苏后，他立即将患者推进手术室，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抢救，将年轻人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在同行们眼里，这是一台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高难手术，也是来永强手术治疗肥厚性心肌病的第一例。事后看来，这第一台手术的成功充满了前瞻性和戏剧性，说明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有心人。由于术后的效果非常好，远期效果也很理想，从那次开始，手术治疗肥厚性心肌病成了来永强教授的一面“招牌”，类似的病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从第一例到现在，他已经做了约例，成了他的常规手术。且不说国际，在我们国内，来永强对这种病的治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台接一台的成功手术，使来永强在业内的名声越来越响，慕名而来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许多病人在网上搜到他的消息，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有一位来自温州，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老年病人，双脚水肿，浑身无力，医院均求医未果，小医院说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大医院建议保守治疗，即医院也以手术风险50%为由不愿给老人动手术，患者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老人的孩子们在互联网上搜查信息，经过反复比较和八方打听，决定到医院找来永强教授。
来教授检查了老人的病情，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手术可以做。”
见到来教授第一面后，老人也放心地对女儿说：“我看来大夫慈眉善目，像菩萨一样，他肯定能做好我的手术。”
手术的日子定了下来。为了让老人放心，给老人鼓劲，她的5个儿女和各路亲戚组成了19人的“助阵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最远的来自埃塞俄比亚。手术开始后，亲戚们兵分几路，分别守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门口和一层、二层、七层的楼梯口焦急地等待……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预计7个小时的手术，只用5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家属们分别在楼下、楼上堵到了来教授和他的助手戴江医生，高兴得全都流下了眼泪。术后，老人恢复得相当理想，从精神头看，仿佛年轻了20岁。我去病房采访的那天，正好遇到一家人送来一块写有“杏林春满”4字的牌匾和一面感恩的锦旗。
来永强不仅重视临床实践，同时也重视基础研究，他从第一例肥厚型心肌病开始就搜集病理标本，研究探索发病机制，已在国内外核心论文上发表论文30余篇。来永强重视科研在业内有名，他总共培养10名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8名；培养博士研究生7名，已经毕业4名。他带的大多数学生的研究课题都是围绕着肥厚型心肌病，因此无论这个病的临床实践还是基础研究，来永强都是国内的顶尖。
说起带研究生，来永强也有自己的主见，必须要让临床与基础结合。硕士生3年，他会把他们送到中国医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心肺血管病研究所等国内最好的实验室做一年基础研究，一是让他们了解实验室基础研究的方式方法，二是培养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三是能参加学术交流和报告会，尽可能地开阔视野。他对博士生的要求更高一筹，不仅要掌握基础研究的方式方法，还把他们送到国外顶级的医学中心（医院和克利夫兰心脏中心）进修学习，培养国际性的专业视角，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状态。医院、解决往返机票到国外的生活，来永强都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年轻人安排妥当，让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学习。
“我自己出国就比较晚，出国时已经40岁了，如果当年我能早出去几年，肯定能更早地做出成绩。总之，我深知出国学习对专业发展的重要性，也了解在国外生存的种种不易，所以我尽量帮助他们，让他们尽量少走弯路。我想培养的是有国际视野、有独创能力的高水平医生。”之后，来永强满意地说，“年轻人也很争气，不仅开阔了学术眼界，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
年6月，来永强荣获了由中国医师协会批准、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评选的第七届“金刀奖”（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奖）。授奖理由是：他重视临床科研工作，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并将科研成果回归临床解决问题。“金刀奖”是国内心脏外科医师的最高奖，代表了中国心血管外科临床领域的最高水平。用俗话解释：“金刀奖”是同行为同行评出的大奖，因此它的含金量极高。这既是对来永强教授从业24年来贡献的承认，也是对他开拓精神的褒扬。
六
再优秀的医生，也不可能只有成功与荣誉。心外科是离生死界最近的一个学科，心外科医生是持剑而战的护卫天使。但是，再勇敢的大天使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在与死神进行的生命争夺战中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来永强教授坦白地承认，由于心外科的自身特性，注定死亡率会高于皮肤科、眼科或耳鼻喉科，在医患矛盾紧张的今天，心外科医生也成了一项“高危职业”，即使像来永强这样责任心极重的名医，也会遇到冲动闹事或胡搅蛮缠的病人家属。
“医院闹事的病人家属，我在心里是理解的。且不说失去亲人后的痛苦，他们倾家荡产地凑钱送患者求医，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怎么办？为了讨一些赔偿金而当‘医闹’。有的家属直接这样跟医生讲，我们闹不是冲着你们的，医院赔点钱……但是，理解该是双向的，家属是否理解我们医生呢？”说到医患关系的话题，来永强显得有一些激动，“我们在手术台上抢救几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病人最终还是死了，这对医生的打击也非常大，但家属不理解我们的沮丧，而是指责我们没有尽力。有的术后病人上一次厕所就死掉了，连我们也都解释不清原因，知识有限，永不可能解释一切！但这个道理病人家属不懂，也不想懂。他们闹事是发泄情绪，为了索要赔款，赔多赔少都无所谓，获得心理安慰。”
病人将医生视为上帝，但医生毕竟不是上帝，不可能在人间消灭死亡。如果医生真能够包治百病，台台手术都万无一失，那么天堂关门，火葬场停业，上帝和死神都会很孤独。全世界人都长生不死，这可能吗？
医学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医生能够做到的只是尽可能降低死亡率，并不能彻底战胜死亡，永远不可能。然而，在诚信缺乏、理性缺失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蔓延到了医疗领域。媒体也经常做一知半解的情绪性报道，要么把医生夸耀成战无不胜的神，要么把医生描绘成唯利是图、见死不救的冷血。当然，造成当今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分布和医疗体制自身的问题，把医生推到了矛盾的风口浪尖；包括在全社会泛滥的不信任情绪，以及在法律与执法上的不作为；包括医学科普做得还不够，人们不能以平常之心对待医学……
关于医疗纠纷，来永强教授举了一个在自己科里遇到过的例子：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女性病人，由于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接受了手术治疗。虽然手术难度很大，但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在术后恢复期内发生了脑梗，虽然经过积极的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还是留下了脑梗后遗症，一侧肢体活动障碍。从道理上讲，这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不是医疗事故，尽管医患双方都不希望发生，但发生也是难免的，心外科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绝对成功率。但是患者家属不能理性对待，情绪激动，理直气壮地质问医生：“我们是来治病的，但结果走着进来，瘸着出来，难道不是你们的责任？”不仅拖欠医疗费，医院索赔。
“每次遇到这类情况，对我们医生心情的打击都非常大，经常一两周都难以恢复平静，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工作。再遇到一个不理智、不讲理的病人家属，就会感到非常委屈，后悔赶上行医这行……”来永强说，一位心外科医生的培养周期是15年，也就是说，经过许多年的寒窗苦读，要在临床打磨十几年才能独立上台做手术，没有一位医生愿意手术失败，但心外科的特点就是生死搏斗，“没有功劳，也总有苦劳吧？医院为你提供服务，你不仅不交医疗费，医院赔你的钱，天下还有没有道理可讲？”
“医院每年都要处理许多起这样的医疗纠纷，在病人家属看来，只要死了人，或留下后遗症，医院就应该给他们赔钱，不管什么原因。”来永强无可奈何地说。医院发生过这样的事，家医院围住，医院无法正常运转，心外科医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医院来说，一场纠纷就可能搞垮一个科室。
“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烦！甚至会*气地这么想：以后再遇到高危病人，干脆不接了！看你还跟我闹不闹！”来永强接着解释说，“医院将给病人的赔偿与医生挂钩，按照百分比扣医生的工资，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客观上影响了医生进取、探索的积极性。你想啊，如果只做轻症的病人，做个可能都死不了一个，但是做10个重症的，可能有4个下不了台，4个中若有一个人的家属来跟你闹，就会让医生苦不堪言，沮丧地对重症打退堂鼓。这样下去，年轻的医生如何才能成长？像我们这样的医生怎么还敢挑战疑难重症？”
来教授坦言，手术死亡率高低，并不能说明医疗水平的高低。小医院不做危重手术，死亡率可以达到“零”，这个零死亡率又有什么意义？全国各地心外科的重症、疑难病人全都集中到了医院医院，医院的手术死医院高，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即使死亡率高，它医院。
医疗纠纷是整个医疗界的问题，在心外科和脑外科领域尤其严重。在西方有完善的商业保险体系，医院与病人不直接发生经济关系，一旦发生医疗问题，由保险公司出面调查，该不该赔，赔多赔少，不会把矛盾转嫁到医患之间。从去年开始，医院也开始推行“手术安心险”，多少能缓解一些矛盾，但要想彻底避免医患矛盾，提高医生的业务水平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需要提高患者和家属的理性认知。
“应该让患者和家属知道，医生是有权利拒绝的。我可以说‘我治不了你的病’，可以告诉家属‘病人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这你没理由跟我闹吧？少做高危手术，麻烦自然就会少。医闹的结果是，逼得一些医生谨慎行事，选择性手术，失去担负风险的勇气，这样下去不仅威胁到学科的发展，而且最终吃亏的是患者，失掉了可能被救治的机会。”沉吟了片刻，来永强又说，“要知道，医生是一个良心职业，有些病人是可以尝试着去治疗的。医学的发展是医患间的协作。”
随后，来永强讲了一个正能量的病例，证明医患合作的必要性。有一个来自潍坊、患有严重心内膜炎的男性病人，二尖瓣上长满了赘生物，不仅关闭不全，而且反复有菌栓脱落，药物治疗已经无效，只有手术才有救治的希望，尽管手术风险相当高。来教授亲自上台，为病人做了换瓣手术。手术成功，恢复顺利，病人出院后继续接受抗生素治疗。但是一个半月后，病人因为“瓣周漏”医院，不仅急性左心衰，而且开始咯血痰，血液循环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再度手术的风险极高，即使手术成功，“再漏”的可能性非常大。当时病人的乳酸指标高于20，说明病人的内环境极度紊乱，可以说“已站在死亡的门槛”。
来永强将情况如实告诉了病人的妻子：如果不做手术，病人肯定熬不过当晚；如果手术，病人的死亡风险也是很高，有可能人财两空。来永强知道，女人还有两个孩子。
来教授说：“我很佩服这位病人家属，不仅通情达理，而且在这样的关头能保持理性。她说，来大夫，您不用劝我，尽管放心去做。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他还有一线希望……”
就这样，来永强上了手术台，他施展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应对手术中险象环生的种种变故。最终，病人不仅下了手术台，并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由此可见，重症也是可以做的，但风险需要医生和家属共同承担。否则，十个病人本来能够救活五个，但一个医闹，就可能让医生失去斗志……只有医患合作，医学才有发展，患者也才有更多‘活下去’的可能性。”
在心外科的战场上，来永强教授是一位勇士，他将病人的生命视为自己的生命，只要有患者的信任，他就会不遗余力，不会因为重症轻症而权衡利弊。
“自从干上了心外科这行，感觉像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枷锁。责任心越强，自己就会越累，干的时间越长，越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加码。”一向情绪乐观的来永强偶尔也会无奈地摇头。几十年如一日绷紧弦的工作节奏，还有大脑不容有一刻断片的思考惯性，都让他的正常生活与正常人的不同。
“有时候静下心来，我还是觉得挺亏负他们的。”他说的“他们”，是指自己的亲人，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身为外科医生，他在手术台上沉着冷静，遇变不惊，为的是能够在一个个生死关头做出最为客观、正确、有效、无憾的决定。然而在生活中，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冲动的男子，跟别人一样，也要面对一个个即便无所谓对错，但也事关责任与承诺的选择路口。在尘世间，没有风波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没有烦恼的情感也是不现实的，人到中年的来永强也经历过困惑、苦闷、无措和纠结，但他最终都凭一个好男人的自省力和责任感找到了相对合理的平衡点，在灰色的现实中营造彩色的生活。
他的“手术台下生活”虽然只能占他的正常生活的几分之一，但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都可以说是幸福、幸运的，始终都被爱与宽容包绕着，始终有一个温暖的内核。他有爱他的妻子，尽管他很少能有时间厮守和陪伴；他有懂事的孩子，尽管宽厚的父爱像地基一样坚实却很少能有亲昵的拥抱；他有情同手足的哥哥们和妹妹们，若没有他们留在家乡照看老人，他很难能像现在这样无后顾之忧地埋头工作；他有默默支持他的父母，尽管从离家之后见面很少，即便见面的时候话也很少，他们既远又近的存在是他内心巨大的慰藉。
掐指算算，来永强父母来北京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其中包括读大四那年，母亲来到北京看病；虽然每年来永强都会抽空回老家探望一两次父母，跟他们的交流也多了一些。有一次，来永强好奇地问他们：“当年你们对我学医有什么看法？”他们朴实地回答：“没什么想法……我们也不懂那些事，给不了你任何的指导。不管你准备学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你。”
直到现在，父母也未真正体会到儿子的成功，不清楚他在心外科学领域多么出类拔萃，只是从周围人口中的夸奖里相信儿子在首都“混得不错”，想来，每年从莒县赶来找来永强看病的老乡至少会有上百人。
一个多星期前，我与来永强通
